B席:半场就能领先4-5球,我们累并快乐着

虎扑1月8日讯 曼城3-1战胜曼联的比赛中,贝尔纳多-席尔瓦贡献了一传一射。 赛后,B席接受了采访:“我们半场原本就能4,5球领先,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 “下半场,对手对我们压迫的位置更加高,我们有些疲惫,但总体还是很开心的。瓜帅希望能在中场多补一人。我很享受我的位置,因为这个踢法奏效了,我们也赢球了。” (编辑:爱喂猫)

克罗地亚前总理 当选新一任总统

原标题:>>人物克罗地亚前总理 当选新一任总统   据新华社电克罗地亚国家选举委员会5日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前总理佐兰·米拉诺维奇当选新总统。   克罗地亚当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根据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代表社会民主党等中左翼政党参选的米拉诺维奇获得52.7%选票,得到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支持的现任总统基塔罗维奇得票率47.3%。基塔罗维奇未能连任。   克罗地亚共380多万合法选民,本轮投票率近55%。   此次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于2019年12月22日举行,11名候选人中,米拉诺维奇和基塔罗维奇分别以约30%和约27%的得票率排名前两位。根据克罗地亚法律,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如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得票领先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获得简单多数票即可当选。   克罗地亚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5年。现年53岁的米拉诺维奇曾任克罗地亚驻欧盟和北约外交官,并于2011年12月至2016年1月担任总理。 (责任编辑:DF524)

曼城小将:踢曼联要避免被打反击,他们有速度很快的球员

虎扑1月7日讯 本轮联赛杯,曼城将与曼联展开对话。赛前,曼城小将埃里克-加西亚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取胜的关键。 他说道:“很明显,他们在反击时非常危险,因为他们有非常非常快的球员。我们需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到最后,这可能会成为比赛的关键。” “我认为我们需要像往常一样,努力进攻,高位逼抢。最近我们的对手都很喜欢防守,尤其是曼联,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在每个区域的丢球,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确保后防线的安全。”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在努力提高它,变得更强,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编辑:姚凡)

各地重拳整治利用特殊资源谋私 整治有何突出特点?

各地重拳整治利用特殊资源谋私——   斩断“名贵特产”背后利益链(深度关注)   “全国共查处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2848个,处理4217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49人,给予党纪处分2009人、政务处分1161人,组织处理449人,诫勉307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856个。”   2019年11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这样一份阶段性成绩单。这是按照党中央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牵头,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在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为何要将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作为专项整治的内容,整治工作有哪些突出特点?日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   结合主题教育深化专项整治,夯实主体责任推进自查自纠   2018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通知,强调要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党风问题、整治领导干部插手特殊资源作出专门部署。   2019年下半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牵头,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在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职责,把整治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作为监督执纪重点,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结合起来,与集中整治“天价烟”“定制酒”“高档酒”结合起来,紧盯“关键少数”,严肃查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政治攀附等突出问题,着力做好警示教育、以案促改相关工作。   “这次专项整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夯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组)的主体责任,全面深入推进自查自纠;在此基础上,纪检监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责,通过对典型问题的查处、曝光发挥警示作用,以强监督倒逼强监管,从而有效调动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组)发挥主体责任的积极性,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推进。”该负责人介绍,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绝大多数中央和国家机关都制定下发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或工作意见,有的召开常委会、专题会作出部署,提出明确整治要求。   内蒙古、浙江、河南、广东、甘肃、宁夏等20多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列出了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详细项目清单。与此同时,各地深入对照检查,如天津、辽宁、福建、青海等地组织统一填写了名贵特产自查表、承诺书,还有的领导干部在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就自查自纠情况作出说明,对存在问题进行剖析检查,提出整改措施。如重庆市组织领导干部普遍开展自查自纠,共自查出问题564个,涉及金额570.57万元,已全部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排查整治“高档酒”“天价烟”等突出问题   2019年5月,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央纪委机关会同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茅台酒厂(集团)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案的通报》,加强警示作用。贵州省面向省市县乡四级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袁仁国案件情况,对全省党员干部违规参与茅台酒经营及收送茅台酒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以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取消514家违法违规经销商的茅台酒经营权。   除贵州以外,多地都针对“高档酒”“定制酒”进行了排查整治。四川省紧盯白酒经营许可代理权问题开展集中排查,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亲属参与产品经营问题线索57条,已督促24人退出股份或终止经营,严肃查处了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辉干预插手五粮液系列酒经销权等违纪违法问题;山西、江苏、江西等省对本地白酒厂家为行使公权力单位定制高档白酒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天价烟”是此次专项整治的另一个重点内容。国家烟草专卖局以摸排整治烟草行业“天价烟”问题为抓手,集中整治领导干部利用烟草专营权谋取私利问题,全国烟草行业共查处案件111起,处理300人,先后通报191起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972次。   此外,河北省全面整治“天价烟”背后“四风”问题,督促省烟草专卖局就“天价烟”货源违规倾斜等问题对62人作出处理;河南省纪委监委深入名贵特产专卖店、商店超市专柜摸排问题线索,查处违规购买、收送高档香烟等名贵特产问题145起,处理191人;云南省排查整治“天价烟”背后“四风”问题31个,严肃查处了省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无偿调取高档香烟供个人享用及谋取私利等问题。   举一反三强化治本措施,推动构建长效机制   名贵特产、特殊资源具有独特性、稀有性以及地域性分布特征,因此,对于领导干部以其谋取私利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建章立制,标本兼治,久久为功。各地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在“不敢”上严肃查处,在“不能”上建章立制,在“不想”上加强教育,体现了专项整治坚持一体推进“三不”,通过全链条、有针对性的深入工作,大大提升了整改落实的质效。   2019年12月,一份金融“土特产”清单的公布,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严查收受纪念钞等金融“土特产”问题,开列了17类名贵特产、特殊资源清单。   这份清单缘何而来?据介绍,在严肃查处并通报2名系统干部收受航天纪念钞、纪念币等典型案件的同时,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结合行业特点,就银保监会系统和会管单位名贵特产、特殊资源情况进行了调研,同时结合日常监督执纪和案件查办,经探讨研究,最终确定了名贵特产特殊资源清单内容。   如金融“土特产”清单一样,不少地方均建立了名贵特产、特殊资源的清单目录,比如,湖北省对涉及本省名贵特产、特殊资源品种、品牌、分布等详细登记造册,明确高档烟、高档酒、珍稀药材、高档茶叶、名贵木材、珠宝玉石、名家字画等七大类78种;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专门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了广西区内出产的高档烟酒、珍稀药材、天价茶叶、珠宝玉石、名瓷(陶)名画、红木奇石等6类为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   与此同时,为防止党员干部以名贵特产、特殊资源作为媒介和资本,各单位针对存在问题完善制度规定,堵塞监管漏洞,规范生产经营秩序。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公款违规购买名贵特产资金支付行为监控有关事项的通知》,完善中央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预警规则,督促地方财政部门提升预警能力,有效发现、拦截和查处不规范支付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完善《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综合业绩考核办法》,制定《贵金属纪念币零售指引》,加强对纪念币(钞)管理;吉林省积极推动以案促改,印发《关于警惕掩藏在名贵特产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的通报》,在全省开展警示教育;等等。   “专项整治必须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抓,统筹推进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工作,把建章立制和解决问题统一起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乘势而上,不断巩固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形成防范问题产生、及时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会同有关单位加大整治力度,着力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完善,以专项整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姜 洁 赵 兵 【编辑:于晓】

长江十年禁渔拟写入法律 协调机制要落地仍需细化

十年禁渔入法破解“无鱼”之困   长江保护法草案直面生态环境保护薄弱环节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月3日,“长江白鲟没有进入2020年”的消息登上了网络热搜。   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来源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在线发布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的一篇研究论文。专家们在论文中称,长江白鲟这一中国长江特有物种,目前已经灭绝。   近些年来,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栖息地和生物群落遭到破坏。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在进行了系统检查之后,长江的病因被查出——长江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长江保护法制进程滞后。   病因已经查出,便须对症下药——制定一部具有针对性、特殊性和系统性的长江保护法,迫在眉睫。   近日,这部千呼万唤的法律草案终于亮相——2019年12月23日,长江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多位参与立法工作的专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草案明确长江十年禁渔、建立协调机制、生态修复等规定,直指当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薄弱环节,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的立法原则,对于破解长江“无鱼”的困境和治疗其他“病症”,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长江十年禁渔拟写入法律   “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有网友在看到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长江白鲟的灭绝,让人再次感受到了长江生物保护的紧迫性。事实上,当下的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为了改变“无鱼”困局,长江开启了十年禁渔——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十年禁渔还写入了草案。   草案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本法实施之日起十年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具体管理办法和重点水域范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不仅如此,草案还在长江流域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中,增加了关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内容,明确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物种资源状况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并将其变化状况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   将生物完整性指数写入草案,有多重要?   中科院水生所院士曹文宣指出,生物完整性指数是水生态系统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通过与非生物因素调查联合运用,可用来综合分析生物或非生物因素干扰对一定区域生态系统状况及其变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生物完整性指数还可以与其他生物参数结合运用,综合反映水体的生物学状况,进而评价河流乃至整个流域的健康状态。   “这条规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设,是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有力举措。”曹文宣说。   协调机制要落地仍需细化   无论是十年禁渔的有效执行,还是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的建立,都涉及一个重要主体——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然而,在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个地方的长江保护工作中,长期以来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管理体制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多头管理依然存在,干支流、左右岸、上中下游协同治理能力较弱,整体合力的形成并不容易。   对此,草案在保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积极性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协调机制的权威性,明确了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职责,并明确了协调机制在组织建立各项制度体系及制度运行中的统筹协调地位。   这一制度设计,被视为解决长江保护管理体制中“九龙治水”顽疾的有效手段。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政策规划处处长衣艳荣说,草案将协调机制的相关规定贯穿其中,通过强化协调机制职责的制度设计,有利于解决管理体制中所谓的“九龙治水”问题。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期间,协调机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关注的重点。一些委员提出,协调机制还可以再进一步完善,以确保这一制度有效落地实施。   “看了以后感觉,协调机制职责不是太明晰,一般来说协调机制是制度、机制,但是从现在条款的表述看又像协调机构,究竟是制度、机制还是机构?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还需要明确。”周洪宇委员说。   王教成委员指出,要使运行机制顺畅起来,要细化运行的机制、运行的流程、协调的权责,用顺畅的运行机制,解决以往“九龙治水”的突出矛盾,清晰勾画落实多元共治、协同落实的具体路径,切实发挥权威高效的国家统筹协调机制效能,使这个机制真正有效地统筹全面、联通末端,落实到共治最后一公里。   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   长江保护工作,既要防止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坏,也要让已经遭受破坏的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好。为此,针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破坏的突出问题,草案把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   在衣艳荣看来,生态修复可以算是草案最大亮点之一,不仅以专章的形式作出规定,还对长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修复方案。   “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立国家和省级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同时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修复。这条规定的意义很大。就好像人生病后要去治病,肯定是要花钱的,生态修复要想落实到位,同样必须有资金支持。这一规定解决了资金保障问题,工作上就可以对保护修复作出系统性规划和整体性安排。”衣艳荣说。   衣艳荣同时认为,草案明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有利于发挥市场活力和调动社会积极性,促进生态修复产业化,为以后政府规范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提供法律依据,解决单纯财政投入力量不足的问题,更好地构建“共抓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   草案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历史遗留的长江流域生态损毁问题,应当依法追究损毁责任人的责任。无法确定损毁责任人的,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合理确定修复治理费用保障方式,分别纳入各级政府预算。   “在生态环境修复专章的开始部分作出这一规定,意义很大,为后面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作了根本性的保障。按照这一规定,谁破坏谁修复,找不到损毁责任人就由政府负责修复,体现了‘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和政府对生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立场。”衣艳荣说。 【编辑:于晓】

律师学院十年发展状况调查:多地模式不尽相同

律师学院十年发展状况调查   □ 律师教育强调实用性并且跨学科   □ 开放性考核更注重检验实操能力   □ 学术人才实务人才培养应有区分   □ 需更清晰定位更多教育资源支持   □ 本报记者  刘子阳  本报见习记者  刘洁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精英律师》引起社会对律师行业的广泛关注。   说起律师,总会让人想起思维敏捷、风度翩翩等词语,也成为越来越多法学毕业生理想的职业选择之一。但不少毕业生到了律师事务所后才发现理论知识与实践脱钩,法律文书起草、诉讼业务流程、接待客户技巧等还得从头学起。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尽管很多高校都已从单纯的理论教学转向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探索出模拟法庭、庭审观摩、法律诊所等多元化教学模式,但在师资队伍配置、教学内容设置等方面仍不尽完善,距离实践教学目标还有距离。   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律师教育发展的新途径,201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由部属重点高校创办的律师学院。此后,很多地方纷纷设立律师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律人才,有的是高校自主设立,有的是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与高校联合设立,还有的是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合办。10年来,律师学院发展状况如何?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教学围绕实践应用   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律师学院的发起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刘瑞起。   “人大律师学院成立时,律师人才培养教育处于空白期,人才紧缺,社会对于律师和律师教育都有较大需求。”刘瑞起说,曾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实务工作,后来在广东深圳当了30年律师的他,10年前选择回归校园,希望以律师教育的形式回馈母校。   人大法学院78级校友大多成为执业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时逢人大法学院对于律师职业教育具有前瞻性判断,不拘泥于当时多数人认同的“培训”模式,而是将学历教育、学科建设同律师行业发展相结合,探索依托高校教育资源,创建中国律师专业化教育体系的培训模式。   “人大律师学院首先提出律师教育的概念,同一般法学教育不同,律师教育强调实用性且跨学科,不局限于某一部门法分类。课程设计方面采用小班授课,一个班二三十人左右。硕士生培养采取“教授+实务导师”双导师制,专业课程由具有实务经验的老师进行设计,涵盖刑事、民事、商事等领域,主要锻炼学生的思维方法,传授实务技能、技巧等经验。”刘瑞起告诉记者,人大律师学院培养的核心是执业技能、律师思维和工作方法。   如何接待客户真正了解客户的内心需求?如何快速阅卷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在执业中谨慎规避风险?针对这些律师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大律师学院专门开设了相应的课程。   “我们主要聘请执业律师作为校外实务导师进行教学,执业时间较长、业内具有一定口碑是必要条件,决定性条件则是必须对学生有责任心。”刘瑞起说自己非常看重教师的责任心,因为律师学院是偏向实务方向进行人才培养,导师对学生的职业规划会产生较大影响,老师的亲身传授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良性引导。   “律师学院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实践和应用。法学应该是一门应用科学,但传统法学教育更注重理论层面,这是我国法学教育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地方,律师教育的实践等于作了一个补充。”据刘瑞起介绍,律师学院人考试形式也具有实践特色,会采用模拟对抗或案例讨论等开放性考核模式,注重检验实操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进行发散性思考。   除研究生学历教育,人大律师学院还为执业律师提供专题培训,全国累计5万多名律师参与,已在各地成立10家校友会。   多地模式不尽相同   去年1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共建京师律师学院,这是高校法学院与律所共同培养律师专业人才的又一次探索。   “我们的培训对象既包括在校学生,也包括不同阶段的执业律师,针对老、少、偏远以及穷困地区的律师群体,还会开展各类专项公益法律培训。”京师律师学院副院长吴招北介绍说。   据了解,京师律师学院开设了线上平台,提供各阶段的法律知识、法律案件分享,设置各个方向的系列课程,由律师或法学教授进行授课,还有行业内各领域律师分享各自的办案经历和心得。   记者发现,目前各地纷纷探索建立律师学院,但模式不尽相同。高校资助设立的律师学院,如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尝试进行课堂学习、实务训练和律所实习实训等立体化教学,致力于实现法学教育与律师实务的无缝对接。律师班学生从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的在校生中通过面试遴选方式产生,旨在通过本科教育培养既具有扎实法学理论功底,又具有较强实务技能、视野开阔、外语突出的应用型、复合型律师后备人才。   有的律师学院由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与高校合办,如华南师范大学律师学院和广州大学律师学院,借用大学硬件设施、师资等资源开展实习律师职前培训、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律师专业人才培养与律师学理论和律师业务的研究。   多方协力纵深发展   律师学院作为一种法学职业教育模式,仅依靠一所大学或是一代人的努力远远不够,只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律师学院才能朝着更加成熟、可复制化的方式发展,才能完成向律师职业队伍输送人才的目标。   过去10年,是尝试与探索并存的10年,律师学院将怀抱怎样的期许走向下一个10年?   刘瑞起坦言:“由于时间较短,律师学院发展及定位尚需丰满,仍需教育资源支持。律师学院不能离开教育体制,需要更加清晰的定位和更多教育资源支持,如学科建设、跨学科协同创新等。”   同传统法学教育注重理论知识不同,律师学院培养的核心是执业技能、律师思维和工作方法,不同的教育理念势必引发对于学生管理和培养方式的讨论。   刘瑞起认为,未来律师学院的教学理念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实效、合用为导向,学术型人才培养与实务型人才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应有所区分。   “现在学院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在校生培养上,10年了,教育要更规范化,更加深入。”刘瑞起说,人大律师学院更该不忘初心,借助法学院的教育平台及资源,将深厚的法学理论积淀和律师灵活的实务技巧相结合,推动法律职业教育向纵深发展,培养出基础扎实且熟悉实践的准律师人才。 【编辑:于晓】

江苏滨海县:建起扶贫“职通车”

补短板强弱项、兜底线提质量——   江苏滨海县:建起扶贫“职通车”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通讯员 胡亚萍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江苏盐城市滨海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近年来,滨海县建立以产业扶贫为引领,就业、教育、健康、安居等为支撑,政府托底扶贫为保障的“1+6+1”立体帮扶体系,打出产业富民、项目强村、民生保障等一系列扶贫“组合拳”,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精准脱贫之路。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滨海县的省定贫困村双港村,地处黄河故道边,是典型的高沙土地区,只能种植旱季作物,集体收入空白,外债倒有不少,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2018年,孙俊作为江苏省委驻滨帮扶工作队队员来到这里驻村。孙俊和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兆明一起,着手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带领党员为村集体瓜蒌项目和白首乌基地做义工,盘活村集体资产,聚起民心。党组织成为促进发展、富有活力的战斗集体。   “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滨海县委副书记、江苏省委驻滨帮扶工作队队长李建方的建议下,工作队与贫困户结了“亲戚”。对这些“亲戚”,工作队采取一户一策的方式,鼓励结亲户种菌菇、养鸡、养鹅……   “要不是李队长,我们家就在穷窝窝里爬不出来了。”贫困户徐为新是李建方的结亲户,由于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在李建方的帮助下,他改造升级了小型缝纫代加工点,同时还带动了其他群众增收。2019年,工作队拿出扶贫资金4.1万元,为他添置10台缝纫机。到去年底,徐为新增收2万元,带动6名农民就业增收。   提高工资性收入是低收入农户摆脱贫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滨海充分发挥就业扶贫在精准脱贫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大扶贫“职通车”组织力度,千方百计让低收入农户尽早脱贫。   “2019年,南京宏光空降设备厂等军工企业就与滨海县签订了服装代加工业务。”李建方告诉记者,加上1000多亩设施农业岗位需求,可带动约700人家门口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46人。   “‘职通车’活动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和高效便捷的就业平台,构建起用人单位与低收入劳动力之间的桥梁,实现无缝对接、互联互通。”滨海县人社局局长蒯中华说,人社部门联合扶贫办和各镇,建立台账,对接企业,组织招聘,帮助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面对面沟通对接,并进行跟踪问效,确保活动富有成效。   针对农村缺人才、集体缺产业的现状,滨海县重点发展畜禽养殖、林果经济、“四青”蔬菜等5大扶贫产业,累计实施3.28万个到户项目。扶持26家龙头企业,在镇、村发展72个“扶贫车间”“田头工厂”,带动1950名低收入农户务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滨海县在特色基地设立了5个“田间学堂”,为低收入农户免费开展种植养殖技能培训,每年培训500户以上。   扎牢脱贫攻坚“保障线”。“教育是扶贫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以‘扶资、扶志、扶智、扶技’为抓手,滨海决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去学习机会。”滨海县教育局局长周青打开滨海教育的民生账本说,4年来,556名贫困学生考入县重点中学,488名贫困学生考入本科院校,461名贫困学生实现稳定就业。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将继续补短板强弱项、兜底线提质量,全力冲刺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滨海县委书记孙轶说。 薛海燕 蒋 波 【编辑:姜雨薇】

上市公司体检报告:营收首超GDP一半 破净接近峰值

原标题:上市公司体检报告:营收首超GDP一半 破净接近峰值 摘要 【上市公司体检报告:营收首超GDP一半 破净接近峰值】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总营收达到36万亿元,同比增长9.54%,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创历史新高。据数据宝统计显示,2019年末沪深两市破净股数量为320只,占两市股票总数的近9%。在2019年4月8日沪深股市处于年内高位时,A股破净股数量只有98只。仅8个多月的时间,破净股数量净增200余只。(证券时报)   2019年上市公司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方面,A股总营收占GDP比例有望创历史新高,连续两年派现金额超万亿元,科创板开市,积极因素尽显;另一方面,部分上市公司财务和经营风险集中暴露,2019年被实施ST的公司数量达历史峰值,退市公司数量激增,创10年之最。   1、上市公司营收占GDP比重首破50%   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总营收达到36万亿元,同比增长9.54%,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创历史新高。   2、净利增速降至个位数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期,在国家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和支持创新的机制下,A股市场整体盈利能力也发生改变。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3.26万亿元,同比增幅不仅创下近3年新低,且增幅近3年首次低于两位数。前三季净利润额超千亿元的公司增至5家,中国平安首次进入千亿俱乐部,净利润同比增幅创历史新高,达到63.2%。   从全年业绩预告来看,截至2019年底,共有590家公司提前发布了业绩预告,其中,预增、预盈公司共有297家,合计报喜公司比例超五成。   3、分红金额再破万亿   上市公司近两年出手“阔绰”,分红金额不断刷新历史。数据宝统计显示,以除权除息日为基准,2019年度上市公司分红金额合计1.22万亿元,全年进行派现公司数量接近2700家。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度分红金额首次超万亿元。分红金额方面,派现金额超百亿元的公司有22家,较2018年增加5家。连续多年位居榜首的工商银行在2019年度派现金额接近900亿元。   以股息率来看,2019年股息率普遍有所提升。股息率超过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的公司接近两成,股息率超5%的公司有77家,三钢闽光、方大特钢、依顿电子等6家公司股息率超过10%。股息率低于1%的公司数量较多,达到五成。   4、被ST公司数量创新高   2019年A股市场的“雷声”同样不容忽视。数据宝统计显示,2019年内共有86家公司被实施了ST,数量创历史新高。因最近连续两年亏损而被实施ST的公司有35家,占比41%。上市公司整体财务和经营风险提升。   在经历了2018年报商誉的大规模集中减值后,2019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复苏迹象,但当前A股上市公司依然存在1.39万亿元商誉额,部分上市公司仍面临业绩下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   5、破净股接近历史峰值   数据宝统计显示,2019年末沪深两市破净股数量为320只,占两市股票总数的近9%。在2019年4月8日沪深股市处于年内高位时,A股破净股数量只有98只。仅8个多月的时间,破净股数量净增200余只。   纵向来看,当前不论是破净股绝对数量还是在市场占比均已接近历史峰值。纵观以往几次重要历史底部,2016年初上证指数2638点时破净股数量有66只,上证指数1664点时破净股有173只,而在上证指数5178点高位和6124点高位时不存在破净股。   从行业来看,房地产行业是破净高发地,破净股数量最多,共有37只。从行业占比来看,银行、钢铁、采掘等行业破净率占比相对较高,其中,银行业共有24只个股破净,占该行业上市公司的比例达67%,钢铁行业破净率为48%。   6、18家公司退市近十年最多   2019年共有18家上市公司从A股退市。其中主动退市1家,强制退市9家,还包括资产出清退市等方式,退市股数量创近10年新高。   退市公司数量的增加与“面值退市”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2019年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低于1元引发“面值退市”的公司已有雏鹰退、华信退、印记退等6家。   此外,长生退、*ST康得、千山药机等公司因重大违法退市或面临退市,众和退、华泽退、退市海润公司因财务问题退市。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DF395)

陷入集资诈骗陷阱怎么办?切忌“贪小便宜吃大亏”

陷入集资诈骗陷阱怎么办   □ 王成艳   2016年6月5日,被告人周某某成立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不特定公众宣称集资款用于研制蚂蚁保健品,谎称项目被国家扶贫办推广,并与客户签订合同,承诺客户年回报率为39.13%。被告人共骗取社会不特定对象829人投资款合计人民币33278700元,骗取的集资款除用于支付前期客户投资款和与利息外,还用于个人生活消费、以个人的名义购置房产、汽车等,但从未投入资金研制蚂蚁产品。后被告人无力支付客户投资款和与利息。2018年12月,法院经审理,以集资诈骗罪对被告人周某某判处刑罚,并扣押犯罪所得发还集资参与人。目前,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经济犯罪高发,人们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区分,切忌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防止陷入集资诈骗陷阱。   问:如何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   答:通过民间借贷的表面形式进行筹集资金,既有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有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以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使用了虚构事实等诈骗方法,则构成集资诈骗罪;反之,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中,被告人周某某虚构事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并未将资金用于合同约定用途,收到的后期投资款部分用于兑现前期投资款的本金以及高额利息,还用于个人生活消费以及以个人的名义购置房产、汽车,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属于集资诈骗犯罪行为。   问:集资诈骗参与人能否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答:类似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这类犯罪,非常容易出现刑事和民事交叉的情形。如果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民间借贷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具体事实之间是重合的,为了保证案件事实认定的一致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问:周某某公司的员工是否也构成集资诈骗罪?   答:作为周某某公司的员工,如果有证据证实这些员工明知周某某公司根本没有投资项目,仍为该公司向社会公众非法筹集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其行为则构成集资诈骗罪共同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该公司员工不知情或者情节显著轻微的,则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不作为犯罪处理。   问:集资人剩余财产如何分配?如何避免成为集资诈骗的参与人?   答:在此类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剩余财物都是不足以全部返还集资参与人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例如,你投入的资金占集资款的5%,最后清理的时候可返还财产是150万元,那么你可以清退的数额则为75000元。   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经人民法院执行、集资者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应由参与人自行承担损失,因此公众在生活中要尽可能避免成为集资诈骗的参与人。提醒人们要端正投资心态,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一些高额收益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时,不要被“天上掉馅饼”的夸大宣传所蒙蔽,一定要多方查证,了解投资形式和模式。有些投资公司虽然有完善的注册资料,但仍要小心,最好去相应的金融机构核实其合法性,避免上当受骗。一旦陷入理财骗局,应当积极报警,求助相关机构,并保存好相关证据。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编辑:罗攀】